60年来，中国统一战线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走过了光辉的历程。
　　一、第一个阶段，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是包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派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作斗争。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第二条战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是参加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所以国民党在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拿他们开刀，曾先后杀害著名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杰。1947年10月，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但是，这并没有吓倒各民主党派，反而使他们去掉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点幻想。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恢复了民盟的组织，并指出“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民主而奋斗，并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同时，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并在纲领中明确规定：“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进，赞同成立联合政府，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原则。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还不断有大批国民党的官员和将领纷纷起义。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各民主党派一致热烈响应。随后，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北上解放区，并在哈尔滨发表宣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就为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的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准备。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专政结合为一体，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也开启了我国统一战线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正式形成，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府，开始成为参政党。
　　二、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3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无产阶段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思考。1953年4月，李维汉带领调查组（成员有郑新如、勇龙桂、黄铸等人）到武汉、上海等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武汉，特别是在上海，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调查组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被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百分之六七十。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国家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工业和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二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三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和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结合调查，我们学习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1917年10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设想并向资本家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调节，进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地、不经过破坏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列宁还把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结合起来，对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97-498页、670-671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67-70页）。我们的调查深受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启发，又将这一理论中国化了。
　　回到北京后，5月27日李维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由我执笔起草）。报告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建议。毛泽东亲自给李维汉打电话，说要将报告提到政治局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比较容易懂，对资本主义如何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公私合营今后要年年发展。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不要忘记一个政治条件，政权在我们手里；又一个经济条件，社会主义经济优胜。刘少奇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李维汉又名罗迈—编者注）。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后来又加上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中央统战部主管。这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很顺利，很成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最成功的改造之一。正如邓小平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他还特别指出：“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5页、108页、204页）我国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经过改造，还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三、第三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某些还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我们国家进行了二三十年的大折腾，弄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统一战线也遭到大灾难，但绝大多数人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在邓小平领导之下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统一战线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我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统一战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但得到恢复，而且有了重大发展。其间在阶层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方面，经历了一些重要历程。
　　第一是右派分子的甄别平反。1957年右派进攻，本来是极少人的作为，但被扩大化为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还规定右派问题不许提甄别平反。1978年召开的烟台会议讨论右派分子问题时仍死守不许提甄别平反这一条，只谈摘帽子，不谈甄别平反。李维汉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胡耀邦写信，提出应按照我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其后中央明确通知“对于过去划错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甄别平反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得到了改正。这涉及一大批国家的精英，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统一战线的恢复、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是批判、纠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是“左”倾错误在民族工作中集中的理论表现。当年就用这个说法把我们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打成“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到了新的历史时期还严重阻碍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和冤假错案的平反。1980年中央在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由我执笔，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修改），系统地批判了这个说法的错误，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李维汉曾评价这篇文章说清楚了问题。
　　第三是知识分子是不是统战对象的争论。1982年11月4日，某大报在头版中心位置发表题为“编后”的短文，批评一些单位甚至还把知识分子列为统战对象，并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对象，他们不是统战对象。这就与胡耀邦在年初全国统战会议上的讲话直接发生对立。因为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出十种统战对象，其中第三种是“非党知识分子干部，这是大量的”，还有第一种民主党派、第二种无党派知名人士也都是知识分子，其他几种对象中也有很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统战对象中越来越占有中心位置。如果把知识分子划出统战对象之外，统一战线将大为收缩，以至瓦解。中央统战部将这个情况向中央报告之后，中央领导同志明确地指示要该报改正。但该报不但不改正，反而提出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和我们党的历史文件从来没讲过工人阶段内部有统一战线。对此，我们写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用无可辩驳的文献和事实作了回答，在全国统一战线系统中统一了认识，大有助于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第四是多党合作纲领性文件的制定。1989年，邓小平批示要“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根据这个批示，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我参与起草），这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和里程碑。文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或“准反对党”。文件规定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和发挥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规范了参政和监督的四条渠道，即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人大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可以说，这个文件在我国和世界政党史上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第五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和国家对宗教一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干涉的政策，并先后经过基督教、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改革，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相适应。1982年，李维汉进一步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人士把爱教与爱国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由我执笔起草）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讲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1年12月，江泽民还指出：“这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宗教在历史过程中的正确方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86—387页）”1994年1月，中央统战部邀集五大宗教的领导人在海南岛三亚市座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致赞同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为这指明了我国宗教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也指明了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第六是两个范围的联盟。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我国统一战线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个联盟是主体。另一个是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之异。
　　第七是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引起了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社会成分，形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统战工作对象。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统一战线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思想活跃、议论风发而又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把人们的政治智慧、良言善策、创造才能充分调动出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稿件来源：2009年7月28日团结报 第8版 作者 中共中央统战部政策理论研究室原主任 黄 铸）